有人说，彼得·阿内特（Peter Arnett）是一个在美国“过气”的记者，转而开始在中国兜售他的故事。
也对，在风投们（主要来自华尔街）四处物色人讲述各自big story的时候，阿内特所讲述的和他能讲述的始终只是他所经历的战争，最远在在上个世纪60年代——很多听故事的人还没有出生，最近的也已经是2003年。不过，眼下风投一夜从人间蒸发，而阿内特的故事却还在继续。
2008年10月，阿内特在中国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我怎样采访本·拉登》。比起他的前一本书Live from the Battlefield: From Vietnam to Baghdad, 35 Years in the World’s War Zones（《我从战场归来：从越南到巴格达，在战地的35年》，1993年出版），这本书名显然想是要打出噱头来吸引眼球，但我猜这主要是出版社编辑的授意。
这是一本写给中国读者的书，版权页上只印有中国的书号。更确切地说，这是他在07年来汕大执教以后，对自己战地采访报道生涯的总结与回顾。书中主要讲述了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战到2003年伊战的战地报道故事，带着非常强烈的个人情感，当然还有一些关于记者职责、新闻教育的思考。
腥风血雨的战场，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，配合当时拍摄的图片，曲曲折折地再现了6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和美国媒体政治，我更倾向于将这本书看做是，一名记者如何在强大的政治面前，如何很好地获知并完整地呈现真实。前者可能更趋向于新闻操作技巧层面，记者直面战争现场和采访对象，随时面临死亡的胁迫，但身后有他媒体和受众知情权在做后盾；后者则涉及到更大层面力量的对峙，所在媒体单位也并不是一个牢靠的盟友，他面对是一群犹疑且噪杂的受众，以及一个正俯视着他的政府，此刻他是一个人，手头唯一的筹码是真相。
我想，后者更具言说的分量。
尽管阿内特强调，“我不反战、不反美也不反共。我是一个记者，只是去报道一些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有重大意义的故事。我是历史的见证人。我的报道不会违背任何原则。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。我不希望有所保留地讲述故事，那意味着隐瞒真相，那个真相就是越南战争的形式对美国越来越不利。”
但是，在阿内特等人如实呈现越战苦难的报道发出后，不少人在国内盯着他的报道来找碴。这些战地记者遭到联邦调查局调查，“看能否找到毁灭我们和我们的事业的证据。总统则让美联社的高级主管，也就是我们的老板，把我调离越南。但是老板拒绝了。”1966年，阿内特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。
1981年，他加入刚开始起步的CNN。
1990年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，他去了巴格达。1991年，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，他自然也出现在报道一线，也带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战争的电视直播，并作为在轰炸时期唯一一个留守在巴格达的美国新闻团队，如实报道了在巴格达发生的事实真相，譬如美国声称轰炸的只是巴格达军事目标，民居却未能幸免，而所谓的武器秘密生产工厂实际上却不过是一家奶粉工厂。阿内特还对萨达姆进行长达90分钟的专访，播出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。
CNN收到34位众议员的联名指控信，说他的报道“给了这个精神错乱的独裁者一个传声筒，让他得以对100个国家大放厥词”。很多人抱怨阿内特为伊拉克政府说话，老布什总统骂他是个“说谎者”，俄亥俄州参议员辛普森更是对阿他发起了人身攻击，称他是越共“怜悯者”，和越南女人结婚，其兄弟是越共分子云云，试图削弱其海湾战争报道的影响。抗议其报道的评论和邮件也如雪片般飞至CNN。让人欣慰的是，除了媒体同行们出来声援他，CNN主席特纳也站出来为他说话。
1998年，与CNN合同期满，阿内特加入NBC。
2003年，阿内特开始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报道。不过在接受完一个伊拉克电视台采访，评述了一番美国政策后，立马遭到右翼人士的强烈抗议，刚开始还站在他这边的NBC，调转头来匆匆把他从战场召回，立马解雇了他。几个小时后，英国《每日镜报》聘请了他，镜报为之打出公告，“因为说真话而被美国解雇，为继续说真话而受雇于每日镜报”。
但我们必须认承认的一点是，事件直接导火索并非因为阿内特对战争的报道，而是因为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，并发表其个人评论。不知道NBC的报道守则是如何规范的，但我所知道的2006版美联社新闻价值和行为规范关于“表述意见”有这样一条规定，“所有美联社工作人员都必须留意，他们在表达个人观点的时候，可能会损害美联社作为一家不带偏见的新闻来源的声誉。在任何公众领域，无论是博客，网上聊天室，或者是读者来信、请愿书等，他们必须克制自己，不能就有争议性的公众话题发表看法，而且不得参与游行示威，以体现对某些法案或运动的支持。”在“对外露面”方面，规定“美联社职员作为参与者向新闻当事人提问，经常出现在电视或者广播新闻节目中，这样的露面受到鼓励。然而，职员也许会要求就某事件或者当时的某人谈看法和意见。这时必须经上级主管事先讨论，并尽可能排除这类情况。”
在此不得不提及阿内特于1966年10月5日在越南西贡拍下自焚僧人照片，而受到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社论质疑一事——为什么不去阻止他自杀而光顾着拍照？阿内特回答：“我是一名记者，而不是消防队员或者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守护天使。那位僧人的死亡不是意外，而是一次反对越南政府的政治观点的极端表达。而我，一名记者，不该直接去干预这一历史的进程。”
阿内特是否真的只是以个人身份接受采访？如果作为来自美国的新闻报道者，同时又在伊拉克媒体上评论美国政府，似乎也与他当年“不干预历史进程”的说法有悖。此事究竟是阿内特被积怨已久的政府抓住了小辫子，还是他确实有违规行为？当事人和当局者对此各有各的解释，但不管怎样，阿内特就此在美国媒体上面前消失了。
且把这次纷争放在一旁，回顾阿内特上个世纪的战地报道（在书中大部分篇幅也是给了上个世纪的经历），有时真的很难说清楚，优秀的真实报道的诞生，究竟是媒体公司的态度与政治大环境下的自然结果，还是记者本人争取并影响到前两者使然。阿内特曾放出“采访重于人身安全！”的豪言壮语，但是在远离硝烟的国内，如果他所在的媒体不为自己的雇员提供庇护，真相也随之失去一个承载平台，阿内特和他的报道什么都不是。最后报道成就了阿内特，也成就了他所在的媒体，而且在同时期那么多新闻记者中，只出现过一个阿内特。
而这三场战争报道后的遭遇，也让阿内特开始反省新闻自由和政治的问题。他在书中引述了大法官波特·斯图尔特的话，“宪法规定，媒体有权反抗政府的保密和欺骗行为，但媒体不能指望从宪法中获得其反抗成功的任何保证”。媒体居于弱势一方是不争事实，但他同时还引述了《纽约时报》前主编马克斯·弗兰克的文字，“政府对媒体和公众隐藏事实得来的消息，只要可能，总将其辩护为不得不那样。而媒体尽力探查，争取知情权。”
如何去看待媒体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？阿内特坦言，除了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这类家族控股的媒体能够继续坚守高水准新闻的标准之外，媒体公司越大越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。“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。”他说。
阿内特也表示，尽管政府对自己不满，但是没有对他进行恐吓胁迫，或者限制其自由，更没有枪毙他。至少，目前他还是享有自由独立思想的个体。
而在我看来，比起他的前辈——第一位用广播来直播战场现场、广播电视新闻业开山鼻祖爱德华·默罗——阿内特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年代，在他开始攀登新闻报道巅峰的路上，60年代的美国，在默罗与之斗智斗勇苦苦周旋之后，麦凯锡主义的阴影已经消散。（PS：默罗也是在CBS结束其电视生涯，不过更多是因为商业的原因）
扯太远了，回到现在。
今天谁也没法否认，民众有权知道真相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而今谁能为之提供真相？
据说眼下大把的美国新闻人在忙着找工作，新闻媒体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，而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和渠道的多元化，史上已经不再可能再有第二个默罗、也不可能再出现又一个阿内特。媒体在变，政府在变，甚至阿内特本人也在变。由广播而电视再到网络时代，期间必然会有一些媒体公司消失不见，但上个世纪阿内特和他所践行的对真实的追寻，恐怕不会、也不该那么容易地“过气”。
未来或许会有两种结局——后来者继续践行阿内特等对真相之追寻，并随着信息渠道多元化，阿内特从此泯于众人，这是新闻的荣耀，也是阿内特的荣耀；阿内特成为一个传说，钉在遥不可及的天际、悄悄被人言说，荣光属于他和他的那个时代，悲哀是我们和我们的时代。
最后，贴一段纽约时报记者大卫·哈伯斯塔姆的话，这在书中被引用了两次——
“这些报道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记者，有着某种职业的荣誉——那就是他们愿意日复一日地为事业冒险，这些以传统物质利益来判断，是微不足道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就是赢得和保持你的同事的尊重，以及你自己对那些战斗的男女军人的尊重。这是一种情意，相互分享价值观和责任，做记者具有一个民主社会很核心的意义，对自由社会每一个自由人至关重要。”